作者：管建强

日本政府所谓的“反省”等于“道歉”吗？一个月前，在东京参议院会馆中，管建强向在座的日本政府代表如此质问道。

3月26日，由20人组成的中国民间代表团远赴日本东京参议院会馆，包括抗日战争历史史实维护会成员、重庆大轰炸受害者遗属、细菌战受害调查者、侵华日军暴行研究专家等。代表团直接就历史罪责、战争赔偿、领土主权、文物返还等问题向日本政府提出“八问”，要求日方给予全面、诚实的书面答复。

在中日关系持续紧张的当下，这次赴日行的背景格外敏感、使命尤为特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自上台以来，屡屡在台湾问题上大放厥词，挑战战后国际秩序；4月21日，她再次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向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祭品。除此之外，日本政府在新发布的《外交蓝皮书》中将日中关系降级，并持续推动修改历史教科书，企图用虚假叙事误导年轻一代的历史认知。在日本右翼势力气焰嚣张的背景下，这支民间代表团挺身而出，跨越东海，敲开了日本参议院的大门。

虽然现阶段的质询工作已经结束，但下一阶段的工作早已开始。代表团明确表示，去年日方的书面回复避重就轻、含糊其词，这次他们将毫不犹豫地公开所有对话细节，让国际社会共同见证日方的真实态度。历史不容翻案，正义不容挑战。或许战争的亲历者和受害者正在离去，但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日本——这事没完。

近期，观察者网与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导，中国抗日战争历史史实维护会秘书长管建强展开对话，请他谈谈此次赴日行的感触与所见所闻。

【对话/观察者网 郑乐欢】

观察者网：3月26日，中国民间代表团前往东京参议院会馆与日本政府代表进行对话质询。从时间上看，自去年11月高市早苗发表错误涉台言论后，中日关系已明显降温。而今年3月24日的“村田晃大事件”更是引发了两国间巨大的舆论风波。几乎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在新发布的《外交蓝皮书》中，将日中关系由此前的“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降级为“重要邻国”——这是十年来首次。可以说，民间代表团此次访日，正值中日关系降级、以及自卫队官员强闯中国大使馆这一敏感事件持续发酵的关键节点。作为代表团团长，您对此有何感想？

管建强：中国抗日战争历史史实维护会（以下简称“中国史维会”）组织民间战争受害者以及有关学术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代表，于3月26日前往日本国会参议院会馆与日本政府代表对话，是很早之前就计划好的。但在我们准备赴日的过程中，中日关系出现了一些变化，比如去年11月高市早苗公然干涉中国内政，表现出军国主义复活的动机，还有你提到的3月24日的“村田晃大事件”。

不过，这些事件并不是我们此行的直接原因。我们这次行动，更多是围绕历史遗留问题的角度出发，运用历史事实和国际法为依据与日方对话、纠问。这个想法从去年9月就已经开始了。

去年9月1日的那次对话，我们主要聚焦于要求日方就战争受害者问题道歉。日方虽然给了书面答复，但充满了狡辩和不诚实。因此，这次我们事先准备了八项议题，主要是中国民众高度关注的领域中归纳的问题。我方在对话开始的致辞中通过中国史维会钟会长的发言明确表示：“这次对话，不是私下秘密对话，整个对话过程将公诸于中日两国人民乃至世界媒体都知道。”我们有礼告在先，做好了充分准备。

这次的问题比上次涵盖更广。除了战争受害者诉求，还包括民生密切相关的问题，比如生化武器的处理方式——应当评估和区分日遗化武（炮弹）的安全性，将安全性高的化学炮弹运会日本。如果不依法及时处理，会对中国民众生存构成现实威胁；此外还涉及钓鱼岛主权争端、香港回归后的军票问题以及民众高度关注的唐鸿胪井石碑——该石碑是中国的重要文物，却被日本人窃据，但日方一直消极对待，不认真回应。我们要问：日本凭什么窃取、侵占中国文物？天理何在？当然，还有高市早苗首相是否会参拜靖国神社的纠问？随着我方的再度纠问和日方的再回复，议题还会涉及到其他相关的问题，这些质问覆盖了民间高度关注的领域。

3月26日日本东京参议院会馆，抗日战争历史史实维护会秘书长管建强发言总结抗日战争历史史实维护会

虽然有很多敏感事件发生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但我们从一开始就认为，这些历史遗留问题长期困扰、伤害着中国人民，基于这份历史责任感促使中国史维会组团赴日直接质问日本政府，将遗留问题的历史和法理与日方讲清楚。无论日方是否真诚回复，言之有理，抑或歪曲历史史实、强词夺理，我们都会将日本的书面回复公之于众。

中国维护会组织的民间访日代表团的对话日本政府的活动，并不意味着中日历史遗留问题就能迎刃而解。我们清醒地认识道，对日斗争不仅是长期的，而且民间中国史维会的作用是有限的，仅限于旁敲侧击的功能。我们坚决相信，敦促日本政府的反省历史的主要力量是党中央领导下的我国政府和各个相关外事部门，党和国家必然高瞻远瞩，把握发展全局，领导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

如果说这次民间访日代表团也有某些可圈可点之处的话，那只是将日本政府的对话的内容，在境内外媒体的支持下，放在阳光下进行公开的分析和评论。我们寄希望利用这种方式来唤醒日本人民。我们不仅要与日本政府代表对话，也十分愿意与不同政治立场的日本人士进行交流和公开对话。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历史史实维护会的角色和使命。

观察者网：“村田晃大事件”发生后，高市早苗从未对该事件有任何回应，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给出的回应，也只是称“此事令人遗憾”，完全没有道歉的态度。根据最新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开始对村田晃大进行精神鉴定，以调查其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联想到您在“八问”中的第一问便向日本政府代表提出:日本政府所谓的“反省”等于“道歉”吗？请问管教授，您认为日方在“反省”和“道歉”之间，存在怎样的模糊空间？

管建强：先讲自卫队闯馆事件，日方只表示“遗憾”。“遗憾”通常用于外交失礼，但这起事件很明显属于是不法行为，属于国际罪行，不是一句“遗憾”就能搪塞的。

自卫队官员是日本官方人员。自卫队官员持刀强闯大使馆，属于企图刺杀外交官未遂，从刑法上讲已经属于“着手实施”的未遂。

在国际法上，刺杀外交官属于国际罪行，而国际罪行意味着任何国家都有权管辖。如果日本政府不追究其刑事责任，中国政府有权要求引渡。当然，日本可能以“本国国民不引渡”为由狡辩，但无论如何，不追究其刑事责任就是违反国际法。

日本政府顾及自卫队背后的势力，不敢处理或故意放纵，这是对中国主权和国际法的严重藐视。每个国家都有义务惩处谋害外交官的人员，所以这个问题没完。

其次，中国民间代表主要的诉求就是要求日本中方道歉以及赔偿。问题在于迄今为止，日本政府没有向任何一类中国民间战争受害者直接表达过道歉。言及日本政府道歉，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是一位有良知的领导人，他于1995年8月15日之际，公开明确表示（村山谈话）：

“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为了避免未来有错误，我就谦虚地对待毫无疑问的这一历史事实，谨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1995年8月的村山谈话

尽管如此，这并不代表历届日本政府的立场，更何况“村山谈话”是对全世界的。日方有义务直接地书面地向中国政府通报反省的结果。

回顾中日回复邦交之际，在谈及日本军国主义者给中国造成的灾难时，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用了一句“添了很大的麻烦”来描述。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的背景下，如此表述，当然被我们的总理拒绝了。因为面对如此巨大损害，用轻描淡写的“添了很大的麻烦”，反映了日本政府对于战争的认知完全没有到位。就好比，国际法上的正式道歉是“apology”，你说“sorry”肯定不行。日方当时的认知以及国内环境都难以使田中内阁一步到位直接使用“谢罪”这个词，最后，甚至连“お詫び”（日语中是道歉、赔罪的意思）都没被采用，仅使用“反省”替代了“谢罪”或“歉意”的表述。

1972年9月29日《中日联合声明》序言中日本政府承诺：“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需要指出的是，“反省”本身并不意味着对战争责任的认识和道歉，它意味着承诺检讨自己过去行为的是非，以及负有直接和双边的汇报义务。

换言之，“反省”在日语里的本意是：低调地对自己过去的行为进行内心审视，并不等于承认错误。它留了一个尾巴——反省后可能认为自己没错。所以“反省”根本不是道歉，而是一种过渡阶段的负有通报义务的责任。

中方之所以接受“反省”这个词，是给日方一个宽限期，希望他们逐渐觉悟后正式道歉。现在时间已到，日方有义务向中国书面通报反省的结果。

中国史维会组团赴日与日本政府对话，就是要讲清楚：“反省”不等于道歉，日方必须向中国政府书面通报反省的结果。如果日本国认识到这是违反国际法的侵略战争以及违反国际人道法的暴行，日本政府当然有义务向中国民间战争受害者进行直接的道歉。

也许不少人误以为日本的所谓“深刻反省”就是道歉，其实里面藏着后门。我们要打开这扇后门，让他们把话说清楚。

观察者网：在这次对话现场，战争受害者遗属的发言令人动容——重庆大轰炸、细菌战、慰安妇……他们的讲述不仅是个人记忆的呈现，也构成了整个民族记忆的一部分。在您看来，“人证”的力量为什么如此重要？

管建强：第一，从政治意义上讲，日本人希望看到的局面是：等到那些经历过日本侵略战争的受害者都去世后，这事就会不了而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受害者家属有继承权，包括人格权、财产和精神损害赔偿。所以我们要让日本知道，这场索赔是长期的，我们不会因为过了一两代就忘记历史。

第二，在细菌战等案件上，日本从未主动调查，也从未交出资料，任凭受害者离世。所以我们的人证、家传口述历史虽然是间接证据，但非常重要。如果日方现在还强调“没资料”，那我们要问，为什么他们不和中国政府联合开展受害者调查？而且，他们至今没有向任何一类受害者道歉。向战争中受害的平民道歉和赔偿是加害国的国际法上的责任。

观察者网：事实上，中国的民间对日索赔事业，离不开许多日本正义人士的帮助。比如全程接待、陪同代表团的森正孝先生，还有此次见到的日本市民运动的朋友们。在与他们的接触中，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您如何评价像森正孝先生、以及日本市民运动代表们，在推动中日相互理解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管建强：我最大的感触是，大多数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在价值观、正义感上是相通的。很多日本民众跟着右翼走，是因为被舆论引导，生活在信息茧房里，以为日本政府的说法和做法是对的。然而，我们指责日本干涉我国台湾问题是有理有据的，因此，日本的市民运动也打出标语要求“高市向中国道歉”，反对日本干涉中国内政。

言及日本市民运动，3月25号晚上那么多市民游行，我们民间代表团也抵现场观览、目睹了现场2.4万市民的集会。他们反对战争、反对修宪，还有人打出要求日本政府道歉的口号——因为日本干涉中国内政。台湾的法律地位已归属于中国，日本不应该插手。这个道理是很清晰的，所以日本现在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开始参与到反对高市早苗的抗议运动中。但仍然需要看到，在日本，这些人尚未占据大多数。

3月25日，日本女歌手坂本美雨在集会上发言，反对修改宪法。人民日报国际

这次去日本，我们团队的成员见到很多具有正义感的日本人，比如森正孝先生，他从30岁到如今85岁，森正孝先生只做了一件艰难且勇敢的事：在日本国内，不懈地揭露并传播日本侵华战争，特别是731部队细菌战的真相。还有很多这样的日本人，这说明日本民众中仍有良知和觉悟。

我们今后的主要方向，就是把日本右翼歪曲史实、狡辩的面目撕开，让老百姓了解真相。

过去我们主要和日本左翼（亲中派）接触，对右翼则保持距离。但未来，我们的“八问”公开后，我很欢迎右翼来挑战。我们可以公开辩论，用事实、逻辑和法理与日本右翼势力进行法理斗争，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人民的正义的呼声。

所以，要坚持不懈地与日本民间交流，影响更多人，这是我们今后长期需要坚持的，我们还需要培养更多有专业知识的年轻人，目前这方面工作做得还不够。

观察者网：从长远来看，解决战争赔偿、文物返还、化武处理等历史遗留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您看来，这场正义事业的“终点”应该是什么样子？是日方的正式道歉与赔偿，还是某种更深层次的和解与重建？

管建强：世界政治如历史巨轮，方向虽受气候、洋流等万般因素牵动，然其终极航向离不开自然法则：反对帝国主义，惩治侵略与战争暴行，巩固并强化和平机制。个人是微小的，难以预测今后得风云变幻，但是人除了自然属性，还具有社会属性，社会力量的联合，特别是社会正义力量的联合，对于未来世界和平的构建都是不可忽视的作用。

我认为，日本人民中还有很多具有质朴、理性思维的人，因此，需要加强中日民间的交流，不但是纯传统文化上的交流或商业上的交往，更重要的是历史遗留问题上的交流。关于这一领域的交流需要我国培养出更多的年轻人学历史，能掌握和运用国际法甚至是日本语。

我觉得中日战争历史遗留问题中提炼出的中国人民正义的诉求和法理，要不断传递给日本人民，让他们了解历史与是非观念。他们只要有基本逻辑和常识，就能形成是非判断。当然如何争取日本市民社会的认同，不仅是长期的，也是需要更多学术界同仁共同努力的。

日本是中国不可移动的邻居，寄希望日本政府在各种压力影响下，能认真地反省历史责任，真诚地向中国人民汇报反省的结果，以求得中国人民真正的谅解；在联合国宪章框架下，在法治、人类尊严、不干涉内政的规则下，处理好两国关系，维持中日两国世代友好。